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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11月16日，我的大哥谢党泽去世，享年84岁，这使我非常悲痛。我千里迢迢连夜赶到邯郸，在殡仪馆见了他最后一面。
　　大哥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五职业学校，时年19岁，去了湘西修公路。1950年东北招聘团在湖南招募技术人员，他应聘去了抚顺矿务局。他在那里积极工作，卓有建树，两年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1958年晋升为工程师。
　　 从1950年开始，他每月按时给家寄钱，由于他的接济，3个弟弟能够读书走出了农村。1960年，父亲在大饥荒中去世，他回家奔丧，看到农村大饥荒的惨状，看到母亲浮肿，生命奄奄一息，看到幼弟严重发育不良，回单位后多方奔走，终于解决了母亲和幼弟的农转非的问题，把他们接到了抚顺，并另找一套房子居住，一切由他供养，直到1991年母亲去世，他对父母的供养持续了41年。
　　 像这样忠孝两全的人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。在文革初期，他在单位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：“人要一辈子干革命，做好事不做坏事，保持晚节，‘盖棺定论’。”在会上一位副科长当场反对他的看法，伙同办公室主任贴他的大字报，声称“盖棺定论”是大毒草。”他们说：“毛××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丰功伟绩，现在还健在，就不能做结论？”如此把他带上高帽子游街，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，去扫厕所，打算把他定为右派。材料送到矿务局党委那里，党委书记李涛说：“单凭‘盖棺定论’四字无法定右派。”这样事情才不了了之。1967年，抚顺出了一个所谓“13号案件”，又称之为“吴邦珍反革命集团案”。吴邦珍是湖南人，是抚顺矿务局19处总工程师、抚顺市政协常委。吴和我哥哥都是湖南人，平时有些往来，并给我母亲在19处找了一套住房，因此我哥哥涉嫌参加了此案。于是我哥哥在“五七干校”被捕，押回抚顺关在一间地下室内。由专政队监管。专政队有一条规定，不许‘囚犯’抬头走路，这使他得了颈椎病，此病一直伴他到死。主审此案的是一个姓张的处长，还有一个姓冯的干事。他虽然实事求是对他所交往的人作了如实交代，但这两人硬说他不老实，两个大男人拿着鞭子，左一鞭右一鞭地抽打他，有时长达两个小时。他实在受不了，就绝食抗议，还打算自杀。7个月后，查明这桩案件其实是子虚乌有，此案牵涉到无辜的高级知识分子300多人。此后他在新宾县农村插队落户八年，即使在此逆境中，他也自强不息，尽量多工作。他自学过中医，利用休息时间为农民看病，还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。在此期间，还为县化肥厂设计了土建部分，设计了县和公社的大礼堂。
　　 改革开放如乌云散开，重见天日，他回到了抚顺，仍刻苦工作，1981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83年调往河北煤炭建筑工学院任教（现河北工程大学）。由于他有理论，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他的教学方法曾受院方的表扬，并被推广。他在大学讲台上耕耘了16年，于1992年退休，时年65岁。退休后又创办了河北科技学院工程勘测所，从事工程的勘测和建筑物纠偏。他一直担任河北省地质勘探学会理事，中国老教授协会土木建筑委员会委员，还是河北省楹联协会理事。
　　 他生活一直简朴，临死时，仍住在学校分给他的一套约70平方米的旧房子里。由于老伴患有老年痴呆症，子女又在异地，自己生病还要照顾老伴，结果在一天清晨发现他死在自己家中的床上。这次我去看了他的房间，堆满了纸箱，箱内保存着各种资料，他的卧床是一张只有一米宽左右的行军床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一个收废品的人住的地方，看了后我辛酸得泪水长流。这就是一个对家庭作过巨大贡献，为社会整整工作了60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下场，真令人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