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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叫李尚晨
对感情是决不凑合的, 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之前有6位男朋友, 我们在一起快一年了, 分手三个月之后,
过了再发,都对年轻时的梦想嗤之以鼻, 3.我希望我更勇于说出自己的感受, 专家点评：也因为到了人生的尽头这种时候,如果再加上一点敢爱敢恨,月收入不过3000.在靠近上海的城市,最近说年底了,好,他们突然间记起了自己有好多好多心愿, 2.我希望我不要这么努力工作, 我们当然都忙碌,而不是满脑想着：“早知道当初……我希望自己可以……”,想想你自己因为爱情犯过贱吗？如果你敢承认你丫就还有救,结婚大半年,我目前已怀孕5月,零食什么的都会买买, 我在临终关怀诊所工作数年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走法,我们每个人,“快乐”其实是一种选择,
官员受贿真的是“不敢不收钱”吗？
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占滨先被立案侦查。各界传闻基本都将其受调查问题集中在收受贿赂上。5月18自杀身亡。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未经核实的消息称，刘占滨跳楼后的被抢救过程中，曾反复说“我不想要，可不敢不要”。（21世纪经济报道）
堂堂国企董事长，为何宁肯自杀也不愿把问题交待清楚？又是什么人让他“不敢不收钱”？尽管此案由于处在审查阶段，还没有更多的相关信息披露，但官员受审时称“不敢不收钱”的，刘占滨并不是第一个。事实上，称“不敢不收”的案例比比皆是。
2012年，广州一名城管队长王宝林任职期间收受贿赂，在法院审理案件时，王宝林也说了类似的话：“行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，这些中间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，如果我不收的话，得罪不起。”一句话，他是身不由己。王宝林还说：“这里就像一座庙，庙里有很多菩萨，我肯定不是最大的菩萨，也不是最小的小鬼。他们到庙里来上香，肯定不是只给我一个上。”
2005年，四川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受审时，也曾在法庭上说出惊人之语：“县委书记‘封嘴’后，我为了保住‘乌纱帽’，不得不收下！”杨还说，他第一次收到王德军送的20万元后，想将钱退回去。于是，他将情况汇报给了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。田玉飞说，既然已经送了就收下吧。他这才知道，田玉飞也是收了钱的。此后，杨国友便由当初的“不敢收钱”，变成了后来的“不敢不收钱”。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收钱，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。“我怕被田玉飞书记整倒。”
宁愿违法犯罪也不敢得罪领导，一方面说明有些领导干部权力过大，已经不受制约，想打击谁就打击谁，想排挤谁就排挤谁；另一方面也说明，法律的惩戒力度还不够——在一些人看来，得罪领导的后果是直接的、明显的，而违法犯罪却未必会受到法律制裁。身处这样的环境，个人行为容易受到身旁人的影响，一旦大部分人贪腐受贿，而你选择“独善其身”，那就立马会被边缘化，受到挤兑打压甚至是栽赃陷害。
想不腐败难，难在“钱推都推不掉”。涉嫌受贿的广州市天河区原区委常委、组织部长郑希云自认为权力并不大，干部任命有严格程序，他作为组织部长起不了很大作用，谈不上关照了谁，“可他们总认为我帮了他们，都拿着钱到家里感谢我，我推都推不掉，有时双方甚至推让了半个小时，全都‘红’了脸。这官不好当，坐这位有时没办法呀……”
想不腐败难，难在“领导让我贪”。原广州市车管所海珠分所民警杨桂平，受原车管所所长郭京华、马红华指派，专职保管海珠分所“小钱柜”，被指控与两位所长共同贪污210万元，自己分得70万元。当公诉人问“你为什么拿那些钱”时，杨桂平说：“郭京华是我直属领导，马红华又是主管领导，他们叫拿，你让我怎么办?”
有人也许会认为，官员在发现上司和同僚也收钱了之后，应当向上级反映、举报。但是，面对腐败“足够的诱惑”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有效的内外监督，单靠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有时是难以抵挡的。世上没有天生的罪犯，也没有孤立的犯罪。正是制度约束的缺失，正是监督的软弱，官场才会出现“不敢不收钱”的可怕潜规则。
腐败欲望的滋生可怕，但与腐败欲望的滋生相比“不敢不收钱”的腐败心态更可怕。如果说，走向腐败真是一名公职人员无可奈何的事，那么，反腐的艰巨性可想而知。如果权力和权力之间不是互相制约互相监督，而是相互勾结、为合谋私利而呼应关照，那么，官员清廉之路就会非常狭窄。正因如此，不少干部想反腐败是困难的，不腐败也是困难的；反腐败站不住脚，不腐败也可能要丢官。也许反腐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境。（文/风青杨 微信号：fengqingyang896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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